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伊曼纽尔.戈德斯坦著
- 第一章 无知即力量
有史以来，大约自新石器时代结束后，世上的人一直被分为三类：上等、中等和下等。他们还可以继续往下细分，被冠以无数不同的名称，他们的相对人数以及对待彼此的态度都因时代而异，然而社会的基本结构却从未改变。即使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动荡和似乎无法逆转的改变后，依然能恢复其原有的格局，就像陀螺总能恢复平衡，无论你将它推向何方，推得多远。
这三个阶层的目标完全不可调和。上等阶层的目标是保住他们现有的地位，中等阶层的目标是和上等阶层调换地位，下等阶层，如果他们还有目标——因为他们保守谋生之苦，偶尔才会顾及日常生活以外的事情，这已成为他们永久的特征——就是要消灭一切差异，创建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
因此，纵观整部历史，类似的斗争总是一次次重复上演。（注：注意史论结合：举例示意：十月革命、中国古代史的朝代更替、巴黎公社运动<具体请参阅前草稿>）有很长一段时间，上等阶层的权力似乎坚不可摧，但早晚会有那么一刻，他们要么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要么再无能力进行有效统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这时，中等阶层就会假装为自由和正义而战，他们拉拢下等阶层，共同去推翻上等阶层。中等阶层一旦达到目的，就会将下等阶层重新踢回他们原先受奴役的地位，自己则摇身一变成了新的上等阶层。很快一个新的中等阶层就会从另外一个或两个阶层中分离出来。于是，斗争又重新开始。
这三个阶层中，只有下等阶层的人从未哪怕是片刻实现他们的目标。如果说，从古至今从未取得物质上的进步，那也未免夸大其词。即便现在处于衰退时期，一般人的生活水平和几个世纪之前的人相比较，还是会高出不少。但无论是财富的增长、举止的温和、改革或革命，都未曾使人类接近平等一小步。从下等阶层的视角看，历史的变更至多意味着主宰者更名而已。
到十九世纪末期，许多观察者都注意到了这种显而易见的反复出现的模式。于是，产生了一些思想家学派，认为历史是循环发展的，并且声称不平等乃人类生活永恒不变的法则。当然，这种说法一直不乏支持者，但是现在的表达方式和以前比有很大的变化。以前，等级社会的必要性尤其被上等阶层所强调，它被国王、贵族，以及依附他们过着寄生生活的牧师、律师之类的人所宣扬。通常说来，是通过承诺死后可以进入一个想象的世界作为补偿，从而缓和等级社会的矛盾。
中等阶层，只要他们仍在为权力而斗争，就总是使用自由、正义、博爱这些字眼。然而现在，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正在被这些尚未掌权的人大肆攻击。以前，中等阶层的人总是打着平等的旗号闹革命，旧的专制一旦被推翻，马上建立起新的专制。而新的中等阶层在革命前就已宣布要实行专制。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出现于十九世纪早期，可以追溯到古代奴隶起义思想链条中的最后一环，并且仍然受到旧时代乌托邦主义的影响。
然而自一九00年以来出现的各种社会主义理论都越来越公开地摒弃建立自由平等的目标。本世纪中叶出现的新运动，即大洋国的英社，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东亚国通常被称为“死亡崇拜”，其根本目标就是要让不自由、不平等永远持续下去。这些新运动都脱胎于旧运动，往往保留了原有的名号，但对旧的意识形态只是空口宣扬而已。然而这些运动的真实目的都是阻挠进步，让历史在某个时刻冻结。这种常见的钟摆现象将再次发生，然后停止。一如既往，中等阶层推翻上等阶层后，自己成了上等阶层。不过这次由于处心积虑的谋划，新上等阶层将长期盘踞高位。
新学说之所以兴起，部分原因在于历史知识的积累和历史意识的增强，这在十九世纪以前几乎不可能存在。历史的循环前进如今已被人们所理解，或者至少表面上如此。既然可以被理解，那就可以被篡改。但是最主要、最根本
的原因是，早在二十世纪初期，人人平等在技术上已成为可能。
诚然，人的天赋各异，能力也有高低，有的人就是比其他人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阶级划分、贫富悬殊已经毫无存在的必要了。从前，阶级划分不仅不可避免，也理所当然。不平等是文明的代价，但随着机器大生产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即使人们仍需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却不再需要在社会或经济水平上过着不同阶层的生活。因此，在那些即将攫取权力的新兴集团看来，人人平等不再是为之奋斗的理想，而是需要避免的危险。在更远古的时代，那时不可能建立正义和平的社会，人们反而更相信它的存在。
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梦想有个人间天堂，在那里，人人亲如兄弟，没有法律桎梏，也没有劳作之苦。虽然有些人从每一次历史变革中都能获益，但他们依旧心怀这样的梦想。
法国、英国和国革命的继承者们，在谈到有关人权、言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诸如此类的观念时，多少会信以为真，甚至其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受到了这些观念的影响。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所有政治思潮的主流都变成独裁主义了，人间天堂在有望实现的关键时刻却遭遇质疑。每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不管如何自称，都退回到了等级制度和军事管制。大约从一九三0年开始，在形势普遍严峻的情况下，一些被弃之许久，甚至是好几百年前的做法－未经审讯就关押，把战俘当奴隶使用，公开处决，严刑逼供，扣押人质，放逐大批人口－不仅再次被普遍实行，而且居然被那些自我标榜为开明进步的人容忍甚至辩护。
只有在世界各地经过十年的国际战争、内战、革命与反革命之后，英社以及它的两个对手才能作为充分完善的政治理论登上历史舞台。不过，此前已有一些体系预见了它们的出现，这些体系通常被称为集权主义，出现于本世纪初期。而世界的主要轮廓将在动乱之后浮现出来，这是显而易见的。究竟会由什么样的人来统治这个世界，也同样显而易见。
新兴贵族阶层主要由以下人员构成：官僚、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会领袖、宣传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职业政客等。这些人员出身于中产薪水阶层和上层工人阶级，他们由被集权政府和垄断企业组成的贫瘠世界打造，并集结在一起。相较于旧时代相应阶层的人员，他们没那么贪婪，也没那么奢侈，却更渴望拥有绝对的权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更加清醒，在镇压反抗上更有决心。
最后这个区别也是最重要的，同现今的专制相比，过去的专制并非全力以赴，而且软弱无能。过去的统治集团多少都会受到自由思想的影响，对到处可见的疏漏之处听之任之，他们只关注明目张胆的行为，对国民的所思所想毫无兴趣。
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即便是中世纪的天主教会都算得上宽宏大量了。部分原因在于，过去没有哪个政府能对其公民进行持续监视。然而，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操纵民意变得更加容易，之后电影和无线电的出现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电视的发明，以及同一设备可同时收发的技术的发展，彻底宣告了私生活的终结。每一个公民，或者说至少每一个值得注意的公民，有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置于
警方的监视之下和官方的宣传之中，其他所有的交往渠道一概被切断。如此，政府不仅能够强迫民众完全服从国家意志，而且也能迫使其在所有问题的看法上保持完全一致，这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
在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时期过后，社会又像以前一样进行重组，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但是新的上等阶层和它所有的前辈不同，他们并非依靠直觉来统治，他们很清楚怎样做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们早就认识到，对寡头政治而言，唯一稳固的基础就是集体主义。财富和特权为集体所有，捍卫起来也最为容易。
本世纪中叶进行的“消灭私有制”运动，其实质便是将财富集中到比以前更少的人的手中。不同之处在于，新的财富拥有者是个集团，而不是许多个体。对个人而言，党员不能拥有任何财产，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个人随身财物。对集体而言，党拥有大洋国的一切，因为党控制一切，有权按照它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所有产品。在革命之后的几年里，党几乎未遭任何反对就登上了主宰的地位，因为整个过程代表了集体化的一个进程。
人们总是设想，当资产阶级被剥夺财产所有权后，社会主义必定随之而来。毫无疑问，资产阶级被剥夺了财产，工厂、矿山、土地、房屋、交通工具－所有这一切都被剥夺了。既然这些东西不再是私有财产，那就必然是公共财产。英社，衍生于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并沿用其措辞，实际上也执行了社会主义纲领的主要部分。因此，可以预见也是蓄意为之的结果便是，经济不平等成了永久现象。
然而，等级社会的永久化却是个更深刻的问题。统治集团之所以会下台，不外乎这四种情形：
被外部势力征服；
统治无能，致使民众被逼造反；
任由一个心怀不满的中等阶层出现并壮大；
自身丧失了统治的信心和意志。
这些因素并非单独发挥作用，作为规律，这四方面通常在某种程度上并存。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如能防范上述情况发生，便能永久掌权。说到底，最终的决定性因素还是统治阶级自身的精神状态。
本世纪中叶后，第一种危险在现实中已然消失。如今分割世界的三个超级大国中的每一个其实都是不可征服的，只能通过缓慢的人口变化使征服成为可能，然而作为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政府，要避免这点很容易。第二种危险也仅仅是理论上的危险。民众从来都不会自发造反，更不会因为自身受到压迫而造反。确实，只要不让他们掌握比较的标准，他们永远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遭受压迫。之前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已毫无必要，现在也不允许发生。不过，其他同样大范围的混乱局面可能也确实会发生，但不会造成什么政治后果，因为即使有不满的情绪，也无法清晰地表达出来。
关于生产过剩的问题，自机械技术发展以来便一直潜伏在我们的社会中，但可以通过持续不断的战争来解决（见第三章），战争也能将民众的士气提升到一个必要的高度。因此，从我们目前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唯一真正的危险是从他们自身阶层分裂出一个新的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有能力、有权欲，但怀才不遇，因此滋生出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也就是说，问题在于教育，需要持之以恒地加强领导集团以及与其关系紧密且人口较多的下属集团的觉悟。至于民众的觉悟，只需以否定的方式加以影响即可。
了解这一背景后，即使一个人原先不了解大洋国社会的结构，也能做出大致的推断。稳居金字塔顶端的是老大哥。老大哥绝对正确，无所不能。所有成就、所有胜利、所有科学发明、所有知识、所有智慧、所有幸福、所有美德，都是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激励下取得的。谁也不曾见过老大哥，他只是宣传画上的一张面孔，电屏幕里的一个声音。我们有理由确信，他将万寿无疆。至于他的出生年月，已成为难以解开的疑团了。老大哥是党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代言人，他的作用是聚焦热爱、恐惧、崇拜等各种情感，因为将这些情感凝聚在个人身上比凝聚在组织上更为容易。
老大哥之下就是核心党，人数限制在六百万，或者不到大洋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核心党之下是外围党，如果将核心党比作国家的大脑，那么外围党就是国家的臂膀。外围党之下是愚昧的群众，我们习惯上称之为“无产者”，约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按照我们之前提到的分类名称，无产者属于下等阶层，因为赤道一带的被奴役人口经常在征服者之间易手，不能算作整个结构中的固定或必要部分。
从原则上说，这三个集团的成员身份并不是世袭的。理论上，核心党员的后代并非生来就是核心党员。加入核心党或外围党是需要通过考试的，应试年龄在十六岁。党员不受种族歧视，也没有明显的地域偏见。在党内的最高阶层可以找到犹太人、黑人及纯印第安血统的南美洲人， 任何地区的行政长官都是从当地居民中选拔的。大洋国任何地区的居民都不会觉得自己是殖民地人民，受远方首都的管控。
大洋国没有首都，而它名义上的元首也神秘不知所踪。除了英语是通用语言，新话是官方语言，其他方面没有任何形式的统一。维系它的统治，不是靠血统，而是靠共同的信仰。确实，我们的社会是分阶层的，而且划分十分严格。乍一看，似乎是按照世袭的界线划分的。不同阶层之间很少有互相往来的情况，比资本主义甚至前工业时代都要少得多。党的两大分支之间存在一定数量的人员流动，但不会太频繁，只需保证将无能之人剔除核心党，而外围党中那些野心勃勃的人才有上升机会，以免他们对党不利。无产者实际上是不允许入党的，他们当中最具天赋的人，有可能成为传播不满的核心人物，那就会被思想警察盯上并被清除。但是这样的情况并非一成不变，也并非原则问题。党不是原先意义上的一个阶级，它的目的也不是将权力传给自己的后代这么简单，如果没有其他办法能让最胜任的人留在最高层，它也完全乐意从无产者中选拔一代新人。在关键时期，因为党不是一个世袭组织，这对消除反抗势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由于一直受到所谓反抗“阶级特权”的训练，他们认为只要不是世袭的，便不能永久存在。他们没有看到，寡头政治的延续性不一定体现在后代身上，他们也没有想到，世袭贵族的统治向来短命，而像天主教会这样的选任组织有时反而能维持几百上千年。寡头政治的实质不在于父子相传，而是死者施加于生者的一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延续。一个统治集团之所以成为统治集团，是因为它能够指定自己的继承人。党所关心的不是血脉的传承，而是自身的永恒。谁来掌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等级结构永远保持不变。
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一切信念、习惯、喜好、情感、精神状态，全都是为了保持党的神秘性，防止被人看透当前社会的真实面目。造反，或任何造反的预备行为在目前都是不可能的。
至于无产者，完全不用担心。只需放任自流，他们便会一代接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工作、繁衍与死亡。他们不仅没有丝毫造反的冲动，而且也无法理解世界可以变成另外一个天地。只有当工业技术的发展使你必须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时，他们才具有危险性。不过，由于军事和商业竞争都已变得无足轻重，所以群众的教育水平实际上已经下降。群众有什么意见或者没什么意见，都被认为是无关痛痒之事。不妨给予他们思想的自由，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思想。至于党员就不同了，即使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也绝不容忍他们有最轻微的思想越轨。
党员从出生到死亡一直都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下。即使独处，他也无法确认他是否真的在独处。无论他在哪里，睡着或是醒着，工作或是休息，在洗澡或是在床上，他都有可能被监视，事先没有警告，事后也毫不知情。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一桩是可以忽略的。他的友情、消遣、对妻儿的态度、独处时的表情、睡梦中的呓语、甚至他特有的肢体动作，都将受到严密监视。不仅是所犯的过错，连任何细微的怪癖、任何习惯上的变化、任何神经性动作，都有
可能被认为是内心挣扎的征兆，必定会被察觉。在任何方面，他都没有选择的权利。另外，他的行为不受法律或任何明文规定的准则的约束。大洋国没有法律，有些思想和行为，也没有被明令禁止，但一经察觉却必死无疑，无休无止的清洗、逮捕、拷问、监禁和蒸发等都不是为了惩罚实际犯下的罪行，而仅仅是为了清除那些有朝一日可能犯罪的人。
对党员不仅要求有正确的思想，而且要求有正确的本能。党员必须具备的各种信念与态度，从来不会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因为一旦说明白，必然会将英社的内在矛盾赤裸裸地揭露出来。如果他天生是个思想正统的人（新话称为“好思想者”），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不用思考就知道正确的信念应该是什么，或者应该有怎样的情感。但无论如何，一个在儿童时代就接受复杂的思想训练，在“止罪”“黑白”“双重思想”等新话词汇氛围中长大的人，不愿意也无能力在任何问题上进行太深入的思考。
作为一名党员，不应该有任何私人的情感，但对党的热情不能有丝毫的减退。他应该保持永远狂热的情绪，对外敌和内奸恨之入骨，为党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对党的力量和英明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对贫乏无趣的生活的不满被有意识地引导出来，通过两分钟仇恨会这样的活动得以消解。任何因思考而可能产生的怀疑或者造反倾向，也因为他早期接受的训练而被扼杀了。这种训练的最初也是最简单的阶段，在孩提时代就可以实施，就是新话里所谓的“止罪”。“止罪”指的是在任何危险思想即将进入大脑之时，大脑都会迅速阻止，如同本能。它包括无法举一反三、无法感知逻辑错误，和英社原则相抵触的哪怕是最简单的观点都无法理解，如果某种思想有可能朝着异端发展，他就会感到厌烦、排斥。总之，“止罪”就意味着保护性愚蠢。
但只是愚蠢还远远不够，相反，还必须拥有完全正统的思想，这就需要像柔术师控制自己的身体一样去控制自已的思维过程。大洋国社会的根本信念是老大哥无所不能，党永远正确。但事实上，老大哥并非无所不能，党也并非永远正确，这就需要在处理现实问题时能灵活对待。此处的关键字眼便是“黑白”，与新话里的许多词一样，它也有两层自相矛盾的含义。用在敌人身上，就是无视明显事实强词夺理，颠倒黑白。用在党员身上，就意味着当党有需要时，你可以指黑为白，这是对党的忠诚。这同时也意味着相信黑就是白的能力，甚至认为黑就是白，忘记自己曾有过分辨黑白的能力。这就要求不断地篡改过去，而这只有靠那个实际上包含一切的思想体系才能做到，在新话中，这被称作“双重思想”。
篡改过去之所以必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辅助性的，或者说是预防性的，也就是说党员之所以能像群众一样忍受现状，部分原因是他缺乏比较的标准。一定要将它与过去割裂，与外界隔绝，必须要让他相信，他比祖先生活得更好，而且平均物质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但篡改过去更重要的原因是确保党的一贯正确性。这不仅仅指讲话、统计数字和所有档案都必须不停地被更新，以显示党的预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同时还不能承认党在教义上或政治联盟上发生过任何变化，如果党承认自己改变过思想甚至是政策，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缺陷。比如，欧亚国或东亚国（无论哪一国）是当今的敌国，那么这个国家就必须永远是敌国，如果事实与之不符，那就得篡改事实，因此历史就一直被重写。这种日复一日的伪造过去的工作由真理部负责，一如仁爱部负责为维稳而进行的镇压与侦查工作，都必不可少。
过去的变化无常是英社的中心原则。该原则认为，历史事件，除了存在于文字记录和人们的记忆中，不再有其他的客观存在。只要记录与记忆一致，无论是什么，都是过去。既然党完全控制了所有的记录，也完全控制了党员的思想，那么党想要过去变成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同样，虽然过去可以被篡改，但在具体问题上却从未被篡改过。因为，不论当时需要将历史改成什么面目，改动后的新版本都成了过去，任何与之相左的过去都不曾存在过。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即使当同一事件在一年内被篡改多次而变得面目全非时，这一点仍然适用。党在任何时候都掌握着绝对的真理，很显然，绝对的东西绝不可能与现在的情况不符。
由此可见，想控制过去，首先取决于对记忆的训练。确保所有的文字记录都符合当前的正统思想无非是种机械行为，然而也必须记住，事件的发生需合乎党的要求。既然我们有必要更改一个人的记忆或篡改文字记录，那就有必要忘记自己曾做过这件事。这种技巧是能够学会的，如同其他思想方法。大部分党员都学会了，当然那些既聪明又正统的人也学会了。在旧话中，它被很直白地称为“现实控制”。而在新话中，被称为“双重思想”，尽管双重思想还包括很多其他内涵。
双重思想意味着一个人的脑海中能同时拥有两种互相矛盾的信念，且两者都能接受。党内的知识分子知道他的记忆必须往哪个方向改变，因此也就明白自己在篡改历史。然而通过运用双重思想，也能让他心安理得地认为现实不曾被改变。这个过程必须有意识地进行，否则就缺乏足够的精确性。但同时，又必须无意识地进行，否则就会有一种弄虚作假的感觉，因而产生负罪感。
双重思想是英社的核心思想，因为党的根本目的就是进行有意识的欺骗，同时又需要绝对诚实地保持目标的坚定性。有意说谎，但同时又对这谎言信以为真；忘掉一切会成为障碍的事实，一旦需要又要将这些事实从遗忘中恢复过来；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但同时又要考虑到这被否认的客观现实－所有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即使在使用“双重思想”这个词时，也必须运用双重思想。因为在使用这个词时，其实已经承认在篡改现实；再运用一遍双重思想，那就清除了这个认识。如此循环往复，无休无止，谎言永远领先真理一步。凭借着双重思想这种手段，党最终能够－如我们所知，也许能延续数千年－控制历史的进程。
过去所有的寡头政治之所以都倒台了，或是因为自身僵化，或是因为太过懦弱。他们要么愚蠢狂妄，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而被推翻；要么优柔寡断，本该使用武力镇压时却偏偏妥协让步，因而也被推翻。也就是说，他们的失败，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而党的成就恰恰在于它创立了一种能让两种情况同时并存的思想体系，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思想基础能够让党的统治千秋万代。如果要实行统治并使之持续，必须具备混淆现实感的能力，因为统治的秘诀无非是将自认为决无错误的信念与从过去错误中吸取教训的能力结合起来。
毋庸置疑，将双重思想运用得最高明的是那些发明双重思想并深知这是一个强大的思想欺骗体系的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最洞明世事的人也是最看不清世界本质的人。
总之，越是理解透彻，越是疑虑重重；越是聪明绝顶，越是神志不清。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对战争越歇斯底里。
那些对战争的态度最近乎理性的人，是被争夺地区的隶属国居民。在他们看来，战争无非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灾难，如浪潮般来回席卷，哪方获胜与他们都毫不相干。他们很清楚，统治者的变化只是意味着他们要做同样的工作，因为新主人会像旧主人一样，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地位稍高一点儿的工人是那些被称为“无产者”的人，他们只是偶尔意识到战争的存在。必要时，他们那些恐惧与仇恨的狂热情绪能被煽动起来，但如果放任自流，他们很长时间都不会想起战争正在进行。真正的战争热情只能在党内，尤其在核心党内找到。最坚信能够征服世界的人，正是那些明知不可能的人。这种奇特的对立统一关系－有知与无知，冷漠与狂热－正是大洋国社会的主要特点之一。官方的意识形态也充满矛盾，有时甚至毫无实际需要也是如此。
因此，党对源于社会主义的每一个原则都加以反对和诋毁，但又假借社会主义之名去实施。党教导大家轻视工人阶级，这是过去几个世纪都未曾有过的先例，而它要求党员所穿的制服却曾经是体力劳动者的服装，之所以选定这种制服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党系统的破坏家庭的稳固性，却用一个能直接唤起家庭忠诚感的名字来称呼其领导人。甚至在统治我们的4个部的名称上，也暴露了他们在刻意弯曲事实上已达到厚颜无耻的地步。和平部主管战争，真理部制造谎言，仁爱部负责拷问，富足部生产饥荒。这种矛盾既非偶然，也不是普通的虚伪所致，而是费尽心机运用双重思想的结果。因为只有调和矛盾，才能保证权力永存，要打破古老的循环别无他法。如果要永远避免实现人类平等——如果我们所生存的上等人要永远保住他们的地位——那么社会的主流思想必定是处于受控制的疯狂状态。
然而有一个问题，直到现在几乎被忽略了，那就是：为何要避免实现人类平等？假如我们上述的各种情况都正确无误，那么如此声势浩大，又处心积虑的将历史的动机在某一特定时刻，其动机何在呢？
至此，我们接触到了最核心的秘密。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党的神秘，尤其是核心党的神秘，是依赖双重思想来实现的。然而比这更深刻的则是最原始的动机，也就是那从未被质疑过的本能，是由它率先引发争夺政权，而带来双重思想、思想警察、无尽的战争，以及随后出现的其他一切必要的相关事物。这种动机实际上包括……
- 第二章 自由即奴役
- 第三章 战争即和平
世界分成三大超级国家是一件在二十世纪中叶前即可预料到的事情。俄国并吞了欧洲，美国并吞了英帝国以后。目前的三大强国就有了两个开始有效的存在：欧亚国和大洋国。第三个东亚国是在又经过十年混战以后出现的．这三个超级大国的边界，有些地方是任意划定的，另外一些地方视战争的一时胜负而有变化，但是总的来说，按地理界线而划分。欧亚国占欧亚大陆的整个北部，从葡萄牙到白令海峡。大洋国占南北美，大西洋各岛屿，包括英伦三岛，澳大利亚和非洲南部。东亚国较其他两国为小，占中国和中国以南诸国，日本各岛和满洲、蒙古、西藏大部，但经常有变化，其西部边界不甚明确。
这三个超级国家永远是拉一个打一个，与这个结盟，与那个交战，过去二十五年以来一直如此。但是战争已不再像二十世纪初期几十年那种的你死我活的毁灭性斗争，而是交战双方之间的目标有限的交锋，因为双方都没有能力打败对方，也没有打仗的物质原因，更没有任何真正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并不是说，不论战争方式也好，对战争的态度也好，已不是那么残酷，或者比较侠义一些了。不是那样，相反，在所有三国之中，战争歇斯底里是长期持续、普遍存在的，像强奸、抢劫、杀戮儿童、奴役人民、对战俘进行报复，甚至烧死活埋，这样的事情都被视为家常便饭，若是我方而不是敌方所为，则更被认为为国尽忠，为民立功。但在实际上，战争影响所及只有少量的人，大多是有高度训练的专家，相对地来说，造成的伤亡较少。若有战争发生，一般都在遥远的边界，确切的地点一般人只能猜测而已，或者在守卫海道战略要冲的水上浮动堡垒附近。在文明的中心，战争的意义不过是消费品长期发生短缺．偶尔掉下一颗火箭弹，造成几十人死亡，如此而已。事实上，战争已经改变了性质。确切地说，进行战争的原因的重要性次序已经改变。有些战争动机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几次大战中已经存在，只是程度较小，如今却占了支配的地位，得到有意识的承认和实行。
要了解目前的战争——尽管每隔几年友敌关系总要发生变化，但战争还是那场战争——的性质，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这场战争是打不出一个结局来的。三个超级国家中的任何一国都不可能被任何两国的联盟所绝对打败。它们都势均力敌，天堑一般的防御条件不可逾越。欧亚国的屏障是大片陆地，大洋国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东亚国是居民的多产勤劳。其次，从物质意义上来说，已不再有打仗的动机。由于建立了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与消费互相配合，争夺市场原来是以前战争的主要原因，现在已告结束，争夺原料也不再是生死攸关的事。
反正这三个超级国家幅员都很广大，凡是所需资源几乎都可以在本国疆界之内获得。如果战争还有什么直接经济目的的话，那就是争夺劳动力了。在三个超级国家之间，大体上有一块四方形的地区，以丹吉尔、布拉柴维尔、达尔文港和香港为四个角，在这个地区里人口占全世界大约五分之一，这个地区从来没有长期属于任何一国。就是为了争夺这人口稠密的地区和北极的冰雪地带，三个大国不断地在角逐。实际上从来没有一个大国曾经控制过这个争夺地区的全部。其中部分地区曾经不断易手，所以造成友敌关系不断的改变，就是因为这样就有机会可以靠突然叛卖而争夺到一块地方。
这些争夺地区都有宝贵的矿藏，其中有些地方还生产重要的植物产品，例如橡胶，这在寒冷地带必须用成本较大的方法来人工合成。但是主要是这些地方有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储备。不论哪一大国控制了赤道非洲，或者中东国家，或者南印度或者印度尼西亚群岛，手头也就掌握了几十亿报酬低廉、工作辛苦的苦力。这些地区的居民多多少少已经毫不掩饰地沦为奴隶，不断地在征服者中间换手，当作煤或石油一样使用，为的是要生产更多的军备，占领更多的领土，控制更多的劳动力，再生产更多的军备，占领更多的领土，控制更多的劳动力，如此周而复始，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下去，永无休止。应该指出，战争从来没有真正超出争夺地区的边缘。欧亚国的边界在刚果河盆地与地中海北岸之间伸缩，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岛屿则不断被大洋国或东亚国轮流占领。在蒙古，欧亚国和东亚国的分界线从来没有稳定过。在北极周围，三大国都声称拥有广大领土，实际上这些地方都杳无人烟，未经勘探。不过力量对比却一直总保持大致上的平衡，每个超级国家的心脏地带一直总没有人侵犯过。此外，赤道一带被剥削人民的劳动力，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并非真正不可或缺。他们对世界财富并不增添什么，因为不论他们生产什么东西，都用于战争目的，而进行战争的目的总是争取能够处在一个较有利的地位以便进行另一场战争。这些奴隶人口的劳动力可以增快那场延续不断的战争的速率。但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世界社会的结构，以及维持这种结构的方法，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不同。
现代战争的重要目的(按照双重思想的原则，核心党里的指导智囊是既承认又不承认的)是尽量用完机器的产品而不提高一般的生活水平。自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工业社会中就潜伏着如何处理剩余消费品的问题。在目前，很少人连饭也吃不饱，这个问题显然并不迫切，即使没有人为的破坏在进行，这个问题可能也不会迫切。今天的世界同1914年以前相比，是个贫瘠的、饥饿的、破败的地方，如果同那个时代的人所展望的未来世界相比，其更是如此。在二十世纪初期，凡是有文化的人的心目中，几乎莫不认为未来社会令人难以相信的富裕、悠闲，秩序井然、效率很高——这是一个由玻璃、钢筋、洁白的混凝土构成的晶莹夺目的世界。科学技术当时正在神速发展，一般人很自然地认为以后也会这样继续发展下去。但是后来却没有如此，一部分原因是长期不断的战争造成了贫困，一部分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要依靠根据经验的思维习惯，而在一个严格管制的社会里，这种习惯是不能存在的。总的来说，今天的世界比五十年前原始。有些落后地区固然有了进步，不少技术——总是多少与战争和警察侦探活动有关——有了发展，但大部分试验和发明都停顿下来，五十年代原子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从来没有完全复原。尽管如此，机器所固有的危险仍旧存在。从机器问世之日起，凡是有识之士无不清楚，人类就不再需要从事辛劳的体力劳动了，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再需要人与人之间保持不平等了。如果当初有意识地把机器用于这个目的，什么饥饿、过度的劳动、污秽、文盲、疾病都可以在几代之内一扫而空。事实上，在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相交之间的大约五十年里，机器虽然没有用于这样的目的，但是由于某种自动的过程，所生产的财富有时候不得不分配掉，客观上确实大大地提高了一般人的生活水平。
但同样清楚的是，财富的全面增长有毁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是毁灭——等级社会的威胁。世界上如果人人都工作时间短、吃得好、住的房子有浴室和电冰箱，私人有汽车甚至飞机，那么最重要形式的不平等也许会早已消失了。财富一旦普及，它就不分彼此。没有疑问，可以设想有这样一个社会，从个人财物和奢侈品来说，财富是平均分配的，而权力仍留在少数特权阶层人物的手中。
但是实际上这种社会不能保持长期稳定。因为，如果人人都能享受闲暇和生活保障，原来由于贫困而愚昧无知的绝大多数人就会学习文化，就会独立思考；他们一旦做到这一点，迟早就会认识到少数特权阶层的人没有作用，他们就会把他们扫除掉。从长期来看，等级社会只有在贫困和无知的基础上才能存在。二十世纪初期有些思想家梦想恢复到过去的农业社会，那不是实际的解决办法。那同机械化的趋势相冲突，而后一个趋势在整个世界里都已几乎带有本能性质了，何况，任何国家要是工业落后，军事上就会束手无策，必然会被比较先进的敌国所直接或间接控制。
用限制生产来保持群众贫困，也不是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在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大概在1920年到1940年之间曾经大规模这么做过。许多国家听任经济停滞，土地休耕，资本设备不增，大批人口不给工作而由国家救济，保持经济上的穷困。但这也造成军事上的孱弱，由于它所造成的贫困并无必要，必然会引起反对。因此问题是，如何维持经济的轮子继续转动而又不增加世界上的真正财富。物品必须生产，但不一定要分配出去。在实践中，要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是不断的战争。
战争的基本行为就是毁灭，不一定是毁灭人的生命，而是毁灭人类的劳动产品。有些物资原来会使得群众生活得太舒服了，因而从长期来说，也会使得他们太聪明了，战争就是要把这些物资打得粉碎，化为轻烟，沉入海底。战争武器即使没有实际消耗掉，但继续制造它们，仍是一方面消耗劳动力而另一方面又不生产消费品的方便办法。例如水上浮动堡垒所耗劳动力可以制造好几百艘货轮。最后因为陈旧而损毁，这对无论谁都没有物质上的好处，但为了建造新的水上浮动堡垒，却又要消耗大量劳动力。原则上，战争计划总是以在满足了本国人口最低需要后把可能剩余的物资耗尽为度。实际上，对于本国人口的需要，总是过低估计，结果就造成有一半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但这被认为是个有利条件。甚至对受到优待的一些阶层，也有意让他们保持在艰苦的边缘上徘徊，其所以采取这一方针，是因为在普遍匮乏的情况下，小小的特权就能够显得更加重要，从而扩大各个阶层间的差别。按二十世纪初期的标准来看，甚至核心党内人物的生活条件，也是够艰苦朴素的。但是，他们所享有的少数奢侈条件——设备完善的宽敞住处、料子较好的衣著、质量较好的饮食烟酒、两三个仆人、私人汽车或私人飞机——使他所处境况与外围党员迥然不同，而外围党员同我们称为“无产者”的下层群众相比，又处在类似的有利地位。整个社会的气氛就是一个围城的气氛，谁有一块马肉就显出了贫富的差异。同时，因在打仗，自有危险，结果就是，要维持生存，把全部权力交给一个少数人阶层就自然成了不可避免的条件。
下文还要述及，战争不仅完成了必要的毁坏，而且所用方式在心理上是可以接受的。原则上，要浪费世上的剩余劳动力，尽可以修庙宇、盖殿堂、筑金字塔，挖了地洞再埋上，甚至先生产大量物品然后再付诸一炬。但这只能为等级社会提供经济基础，而不能提供感情基础。这里操心的不是群众的情绪，群众的态度无关紧要，只要他们保持不断工作就行；要操心的是党员的情绪。甚至最起码的党员，也要使他既有能力，又很勤快，在很有限的限度内还要聪明，但是他也必须是个容易轻信、盲目无知的狂热信徒，这种人的主导情绪是恐惧、仇恨、颂赞、欣喜若狂，换句话说，他的精神状态必须要同战争状态相适应。战争是不是真的在打，这无关紧要。
战争打得好打得坏，由于不可能有决定性的胜利，也无关紧要。需要的只是要保持战争状态的存在。
党所要求于它党员的，是智力的分裂，这在战争的气氛中比较容易做到，因此现在已经几乎人人都是如此，地位越高，这种情况越显著。战争歇斯底里和对敌仇恨在核心党内最为强烈。核心党员担任行政领导，常常必须知道某一条战讯不确，他可能常常发现，整个战争是假的，或者根本没有发生，或者其目的完全不是所宣布的目的；但是这种知识很容易用双重思想的办法来加以消除。同时，核心党员都莫名其妙地相信战争是真的，最后必胜，大洋国将是全世界无可争议的主人，但他们决不会有人对这种信念会有片刻的动摇。
核心党员人人都相信这未来的胜利，把它当作一个信条。达到最后胜利的方法，或者是逐步攻占越来越多的领土，确立压倒优势的力量，或者是发明某种无敌新式武器。谋求发明新式武器工作继续不断，凡是有创造性头脑的人或者喜欢探索的人要为他们过剩的智力找个出路，这是极少数剩下来的活动之一。目前在大洋国，旧观念的科学几乎已不再存在。新话里没有“科学”这一词汇。过去所有的科学成就，其基础就是根据经验的思维方法，但是违反英社的最根本原则。甚至技术进步也只有在其产品能够在某种方式上用于减少人类自由时才能达到。在一切实用艺术方面，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反而倒退了。土地由马拉犁耕种，而书籍却用机器写作。但在至关紧要的问题上——实际上就是说战争和警察侦探活动上——却仍鼓励经验的方法，或者至少是容忍这种方法的。党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征服整个地球，一个是永远消灭独立思考的可能性。
因此党急于要解决的也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如何在违背一个人本人意愿情况下发现他在想些什么，另外一个是如何在几秒钟之内未加警告就杀死好几亿人。如果说目前还有科学研究在进行的话，这就是研究的题目。今天的科学家只有两类。一类是心理学家兼刑讯官，他们能极其细致地研究一个人面部表情、姿态、声调变化的意义，试验药物、震荡疗法、催眠、拷打的逼供效果。另外一类是化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他们只关心自己专业中同杀人灭生有关的学科。在和平部的庞大实验室里，在巴西森林深处的试验站里，或者在澳大利亚的沙漠里，或者在南极的人迹不到的小岛上，一批批的专家们都在不知疲倦地工作。有的一心制订未来战争的后勤计划；有的在设计体积越来越大的火箭弹，威力越来越强的爆炸物，厚度越来越打不穿的装甲板；有的在寻找更致命的新毒气，或者一种可以大量生产足以灭绝整个大陆的植物的可溶毒药，或者繁殖不怕一切抗体的病菌；有的在努力制造一种像潜艇能在水下航行一样能在地下行驶的车辆，或者像轮船一样可以脱离基地而独立行动的飞机；有的在探索甚至更加可望而不可及的可能性。
例如通过架在几千公里以外空间的透镜把太阳光束集中焦点，或者开发地球中心的热量来制造人为的地震和海啸。
但是这些计划没有一项曾经接近完成过，这三个超级国家没有一个能比别的两国占先一步。更使人奇怪的是，这三个大国由于有了原子弹，实际上已经拥有了一种武器，其威力比它们目前在从事研究的武器大得不知多少。虽然由于习惯使然，党总是说原子弹是它发明的，实际上原子弹早在1940年就问世了，十年后就首次大规模使用。那时在许多工业中心，主要是在欧俄、西欧、北美，扔下了几百个原子弹。结果使得所有国家的统治集团相信，再扔几个原子弹，有组织的社会就完了，那样他们的权力也就完了。自此以后，虽然没有签订什么正式协定，也没暗示有什么正式协定，原子弹就没有再使用过。不过三大国还是继续制造原子弹，储存起来以备他们都相信迟早有一天要决战时使用。与此同时，三四十年之内战争艺术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当然，直升飞机比以前的用途更广，轰炸机基本上为自动推进的投射体所代替，脆弱的军舰让位于几乎不沉的水上浮动堡垒，但除此以外，很少变化。坦克、潜艇、鱼雷、机枪、甚至步枪和手榴弹仍在使用。尽管报上和电幕上不断报道杀戮仍在无休无止的进行，但从来没有再重演过以前的战争中常常几个星期就杀死成千上万甚至几百万人的那样殊死大战。
三个超级国家都从来没有想采取会有严重失败危险的战略。凡要采取大规模的行动时，总对盟国进行突然袭击。三大国采取的战略，或者伪装采取的战略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用打仗、谈判、时机选得恰到好处的背信弃义等种种手段，获得一系列基地，把敌国完全包围起来，然后同该敌国签订友好条约，保持几年和平状态，使得对方麻痹大意放弃警惕。在这期间把装好的原子弹的火箭部署在一切战略要地，最后万箭齐发，使对方遭到致命破坏，根本不可能进行报复。这时便同另外剩下的那个世界大国签订友好条约，准备另一次突然袭击。不用说，这种计划完全是做白日梦，不可能实现。此外，除了在赤道一带和北极局围的争夺地区之外，并没有发生过战事；对敌国领土也从来没有进犯过。这说明了超级国家之间有些地方的国界为什么是随意划定的。例如，欧亚国完全可以轻易地征服英伦三岛，后者在地理上是欧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大洋国也可以把它的疆界推到莱茵河，甚至到维斯杜拉河。但是这就违反了文化统一的原则，这是各方面都遵循的原则，尽管没有明确规定。如果大洋国要征服原来一度称为法兰西和德意志的地方，这就需要或者消灭其全部居民，这项任务有极大的实际困难，或者同化大约为数一亿、就技术发展来说大致与大洋国同等水平的人民。三大超级国家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从它们结构来说，绝不能与外国人有任何来往，除非是同战俘或有色人种奴隶进行程度有限的来往。即使对当前的正式盟国也总是极不信任。除了战俘以外，大洋国普通公民从来没有见到过欧亚国或东亚国的一个公民，而且他也不得掌握外语。如果他有机会接触外国人，他就会发现外国人同他自己一样也是人，他所听到的关于外国人的话大部分都是谎言。他所生活的封闭天地就会打破，他的精神所依的恐惧、仇恨、自以为是就会化为乌有。因此三方面都认识到，不论波斯、埃及、爪哇、锡兰易手多么频仍，但除了炸弹以外，主要的疆界决不能越过。
在这里面有一个事实从来没有大声提到过，但是大家都是默认的，并且一切行动都是根据它来采取的，那就是：三个超级国家的生活基本上相同。
大洋国实行的哲学叫英社原则，欧亚国叫新布尔什维主义，东亚国叫的是个中文名字，一般译为“崇死”，不过也许还是译为“灭我”为好。大洋国的公民不许知道其他两国的哲学信条，但是却受到憎恨的教育，把它们看作是对道德和常识的野蛮践踏。
实际上这三种哲学很难区分，它们所拥护的社会制度也根本区别不开来。到处都有同样的金字塔式结构，同样的对一个半神领袖的崇拜，同样的靠战争维持和为战争服务的经济。因此，三个超级国家不仅不能征服对方，而且征服了也没有什么好处。相反，只要它们继续冲突，它们就等于互相支撑，就像三捆堆在一起的秫秸一样。而且总是那样，这三个大国的统治集团对于对方在干些什么又知道又不知道。他们一生致力于征服全世界，但是他们也知道，战争必须永远持续下去而不能有胜利。同时，由于没有被征服的危险，就有可能不顾现实，这是英社原则和它的敌对思想体系的特点。这里有必要再说一遍上面所说过的话，战争既然持续不断，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性质。
在过去的时代里，战争按其定义来说，迟早总要结束，一般非胜即败，毫不含糊。而且在过去，战争也是人类社会同实际现实保持接触的主要手段之一。历代的统治者都想要他们的人民对客观世界接受一种不符实际的看法，但是任何幻觉若有可能损害军事效能，他们决不能鼓励的。只要战败意味着丧失独立，或任何其他的一般认为不好的结果，就必须认真采取预防战败的措施。因此实际方面的事实不能视而不见。在哲学、宗教、伦理、政治方面，二加二可能等于五，但你在设计枪炮飞机时，二加二只能等于四。效能低劣的民族迟早要被征服，要提高效能，就不能有幻觉。此外，要有效能，必须能够向过去学习，这就需要对过去发生的事有个比较正确的了解。当然，报纸和历史书总带有色彩和偏见，但今天实行的那种伪造就不可能发生。
战争是保持神志清醒的可靠保障，就统治阶级而言，这也许是所有保障中最重要的保障。战争虽有胜负，但任何统治阶级都不能完全乱来。
但是等到战争确实是名副其实的持续不断时，它也就不再有危险性了。战争持续不断后，就不再有军事必要性这种事情了。技术进步可以停止，最明显的事实可以否认或不顾。上面已经说过，够得上称为科学的研究工作仍在为战争目的而进行，但基本上是一种白日梦，它不能产生成效，但这并不重要。效能，甚至军事效能，都不再需要。在大洋国里，除了思想警察以外，没有任何事情是有效能的。这三个超级国家没有一个是可以征服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实际上都是个单独的天地，怎么样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都没有关系。现实仅仅通过日常生活的需要才使人感到它的压力，那就是吃饭喝水的需要，住房穿衣的需要，避免误喝毒药或失足掉下高楼等等的需要。在生与死之间，在肉体享受和肉体痛苦之间，仍有差别，但是仅此而已。大洋国公民与外界隔绝，与过去隔绝，就像生活在星际的人，分不清上下左右。这种国家的统治者是绝对的统治者，仿佛法老或凯撒。他们可不能让他们统治下的人民大批饿死，数目大到对自己不利的程度；他们也必须在军事技术上保持同他们敌手一样低的水平；但是一旦达到了最低限度，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歪曲现实。
因此，按以前的战争标准来看，现在的战争完全是假的。这好像是两头反当动物，头上的角所顶的角度都不会使对方受伤。但是，尽管战争不是真的，却不是没有意义的。它耗尽了剩余消费品，这就能够保持等级社会所需要的特殊心理气氛。下文就要说到，战争现在纯粹成了内政。过去各国的统治集团可能认识到共同利益，因此对战争的毁灭性虽然加以限制，但还是互相厮杀的，战胜国总是掠夺战败国。而在我们的时代里，他们互相根本不厮杀了。战争是由一国统治集团对自己的老百姓进行的，战争的目的不是征服别国领土或保卫本国领土，战争的目的是保持社会结构不受破坏。因此，“战争”一词已名不符实。如果说战争由于持续不断已不复存在，此话可能属实。人类在新石器时代到二十世纪初期之间受到的这种特殊压力，现在已经消失，而由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所取代。如果三个超级国家互相不打仗，而同意永远和平相处，互不侵犯对方的疆界，效果大概相同。因为在那样情况下，每一国家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天地，永远不会受到外来危险的震动。因此真正永久的和平同永久的战争一样。这就是党的口号“战争即和平”的内在含义，不过大多数党员对此了解是很肤浅的。
